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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出嫁不如奴
张从文/文
我所见过的大水，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长江有时涨到快要与堤面相平，江水横望无边，黄浪奔涌如过大军，浪渣在江心顺流打旋，有房梁、家具、死畜，还有不幸遇难的人尸，仰面为女，俯身为男；堤坡下防浪的柳林被没得只剩树梢，风涌浪来，水似乎要溅湿我站在堤上的赤脚。
1998年的大洪水，我离开了家乡没有见到，南口乡的“卡尔八世王妃”说，当年外洪内涝，粮棉无收，提留却不能少缴，导致她初中辍学，痛愤至今；在社区做义工的小唐说她当时十六岁，像男人一样在堤面上驻帐蓬防汛，大家轮流值班，通夜打手电巡察有无细小的渗水管涌。
但是这些景象，仍然无法跟口口相传的1954年大洪水相比。
那年的7月份，长江中下游连降暴雨，上游来水超过历史记录，荆江险段多处破口。石首县的原有发县长，亲催一艘满载泥石的拖船直奔江北古长堤险要处（多人说是以手枪抵着驾驶员前往），不料船刚到达，堤就倒了，一阵巨大的轰响中，无数旋窝像飓风横扫过来，将他们连人带船一口吞没。
在大人们的讲述中，那时洪水破堤而入，山呼海啸一地黄汤，民众被水围困将近一个月，生活都到了绝境。
这是解放后的第五年，国弱民贫，家无余粮。我母亲的娘家陈币桥村，住在长江支流藕池河的堤坡下，虽然没有决堤，但所有的旱田水田都被河水雨水淹完了，真正是一片泽国。
住在低处的人家房倒屋塌，借住到高处的亲戚家里叹气数日子；舅家老祖屋台基虽然最高，房子是杉木大屋架，家底却是彻底的贫下中农，跟村里人一样以蚕豆煮野菜当每天的主食。
母亲就是这一年洪水退去以后出嫁的。
生命中如此重大的事情，我一辈子没听她提起过。仿佛只为减少一张吃饭的嘴，一个刚刚十六岁的女孩子，懵懵懂懂就被一条小木船载去了一个叫婆家的地方。
没有嫁妆，只带了日常的旧被絮；没有邀聚亲戚，家里冷灶冷火。不用提放鞭鞄、盖红头布接亲之类，只有我的马家垸姨妈和路家铺姨妈一同护送自己的妹妹出门。
哥哥成家有宴，姐姐出嫁有客，外婆最心疼的幺女这么悄无声息地离家，有没有默默地为她煮两个荷包蛋？不敢猜想外婆流泪的样子，那是拿刀子从心上割肉吧？
陈币桥村在我四五岁懵懂之时，见到的就是沿堤脚一顺做屋，堤走西南，屋面多朝正南，这跟后来公社化要求的屋面一律向堤，在地理上虽无太大差别，却完全没有了那种各家独立自成一格的生气。
舅家屋后是一条曲曲几十里的内河，我只见过残存的河道，有水的小堰塘里长满菖蒲和菱角，后来就完全变作稻田了。
当时母亲和她两个姐姐下了屋后的土台上船，船工双桨燕飞，绕马家垸，过肖家岭，一个时辰就到了沙岭子的流水口子。上岸没有人接迎，径直走过沙岭子街又向东两里地，才到张家三间大穿方房子的门口，自报是送媳妇上门的。
家里有大人出来看了看，不作理会；邻居过来看稀奇，新郎躲在房里不出来。母亲和她姐姐们在门前瑟瑟地站了许久，像行乞之人等待东家给点打发。天阴气凉，似有微雨，姐姐们再次向屋里喊话：屋里老板在吗？
终于有个跟母亲一般大的女孩子从屋里出来，牵了她的手跨进有雕花镶格子门的堂屋。
出来牵手的是我的姑妈，跟我母亲同岁小月份。只这一牵手，母亲便跨进了一个外观堂皇，却满屋棉籽霉味掺和着鸡粪臭气的贫寒家庭。
我无法体会母亲进门这一刻的尴尬、惶惑与悲凉；一个十六岁年纪的女孩子，她会不会扭头想跑？会不会当场嚎啕大哭？因为通常她出门放半天牛，或者用竹杆邀一群鸭子在田里转过两个时辰，就会有喊幺姑回来吃饭的长声响起，她是娘最牵挂的小心肝啊！
母亲心上的痛，自己从来没有说过，别人家结婚办喜宴也没见她热情张罗，那些喧闹的程序和规矩与她保持着冰凉的距离。
母亲去世后，我反复追问父亲，他才讲了上面一点枝节，并且说：“来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没有，就一个光人！”仿佛母亲多么对不起咱们老张家。
我问：您去接亲了吗？
没有。
家里人有去接亲的吗？
没有。
你们送没送财礼？
父亲说，之前订婚的时候送了呀！
我问送了多少？他说不多，就两件衣服料子和一点什么什么。
这分明只是个进门款（见面礼），连买东西丢个定金的价钱都算不上。
我又问，母亲进门后，家里有没有请客办喜事？父亲含含糊糊说：请了。
那请了谁，有几桌？父亲见问得多而且明显不友善，突然如我小时候见惯的样子，一咬牙发起脾气来：你不要问老子！都忘记了！
古今中外，嫁女娶媳谁能不当大事？我的母亲怎么会以这样的方式出嫁？这哪里叫出嫁？雇个女佣和短工都要以礼相待，公平讨论一下；古罗马买卖奴隶也是验牙看身段，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我祖父祖母的冷漠，我父亲的自闭，一时将母亲在娘家时的全部娇宠打碎一地；可怜她出了家门没有回头路，洪水退去，命运竟把她投进了一条需要终生拼命的浊流。
出来牵手的姑妈，是母亲一辈子的朋友，既因为那一点怜悯帮她解了围，更因为姑妈后来的不幸命运更甚于母亲。文革时候，我们是家大口阔的超支户，日日愁米，朝朝愁衣，但姑妈家的老大“云林哥”好多时候都住在我们家。
父亲说姑妈不该嫁姓徐那户人家的，她本来在扫盲识字班里跟本村一个小伙子互相有意了，不料沙岭子街上的理发匠挑了一担油菜籽往堂屋里一搁，就跟祖父定下了我姑妈与他儿子的婚事。
姑妈嫁过去才发现，那人患有癫痫，而且性情喜怒无常。这种病有遗传，姑妈家老三是家里的正常人，他说最典型的老四，当要发病的时候，眼睛尖亮得怕人。
姑妈一家1958年大跃进时响应政府号召迁移到荆门山区一个叫锅底坑的村子里，当时应该有安家费的，但维持不到两年就饔飧不继，孩子们啼饥号寒起来。因为姑父凶暴，也不好好理发做事，全凭姑妈的裁缝手艺养家。
姑妈每次回来都哭得两眼红肿，与那姑父艰难过了十几年后，终于离了婚。姑妈先于母亲几年去世，弟弟妹妹们听说她病重去看望，见她正在房前泥地上艰难地爬行。
晚辈们哭起来，要背她抱她进屋。她说：你们不要动我，我站不得坐不得，让我慢慢爬。
这其实是她近些年的生活常态，每天都要爬进爬出几回，比一只老弱无力的猫狗都不如。
善良人的命运在世上如此悲苦，上天要拿什么去安慰和奖赏他们的灵魂呢？
我曾经对母亲这么如野草一样的婚姻安排百思不解，心想外祖家怎么忍心如此对待一向娇养的幺女？幸好大舅爷的长子宏柏哥七十多了，记忆力还非常清楚，给我讲了一些他见过和听过的事。
外祖家姓刘，上世纪初，在陈币桥村方圆有内垸良田二百多亩，还有河滩地几百亩，算是一方大户。
曾外祖入籍晚清秀才，教养两个儿子都读了不少旧诗书；无奈清朝末年废了科举士进之途，外祖父兄弟俩性格殊异，大的好玩，小的好学，各行其道。曾外祖过世时，两兄弟已各自成家，平分田产，养儿育女。但是，大外祖失训染上鸦片烟瘾，不断变卖田产，并且因为丧妻，儿女失恃，家境每况愈下。
二外祖耕读持家，娶的是藕池河对面宜山垱大户耿家的千斤（我的外祖母），家中日子平顺，儿女健实。可惜天有不测风云，红军闹革命正红火的时候（1930年前后），湘鄂一带的赤卫队看准二外祖家的一切，在他从县城回村去的路上，乘他摇晃着脑袋背书赶路，一麻袋从头套到脚，绳綑索绑，带到了东去二十里的滑家垱，然后派人捎信要多少现大洋去取人。
大外祖看到兄弟出了事，赶紧托人求情，并凑了些现银送过去。哪知托人不力，赤卫队声称可以放人，却于第二天夜里又北行二十里到陡坡闸，将不到三十岁的二外公砍了头。
这一下，刘家的天就黑了。外祖母小个子小脚，下不了地更出不了远门，央人告状，官府查不出缘由；托人找赤卫队，赤卫队说人已经放了不关他们的事。这样一年拖一年，从春哭到冬，田地荒芜，儿女失怙，竟到了家中虽有田地却无口粮的境地。
大舅爷是二外公的长子，那年刚刚七岁，读了一年半书，因这变故辍学去给亲戚家放牛，十一岁开始回家种田。我非常难得地听母亲说过，在日子最艰难的时候，外祖母曾去要过饭，所以村里亲族才出来规劝，让外祖母改嫁大外公。按乡俗这叫“伯挽弟”，并不失礼，跟圣经上犹太人的习俗相近似。
二外祖被冤杀的事，是我大舅爷一辈子的心病，那是他的亲爹呀！他生前多次讲过，想找新社会平反，但解放后一场运动接一场运动，谁敢理会一件发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旧案呢？
我记得他亲自对我讲过不少于两次，一次是在我少年时，我的外祖父（大舅爷的继父）去世不久，一次是我从部队转业到人民银行工作以后。我那时以为这不过是一个老人说说古话，念记一下亲人。
母亲去世后，我揣摩许多事情的来由，才知道老人家心事有多么沉重啊！或许他以为大外甥当过兵长了见识，在单位工作有人脉关系，说不定就能请托什么人来翻一翻这个历史旧帐吧？
其实我的二舅爷也是国家干部，刚解放时闯出去入了党提了干，是某县的汽车站长。但听说当年入党调查家庭成份可是为了大难的，二舅爷登报申明与我的地主外祖父脱离父子关系，划清阶级界限，一二十年不曾回老家。到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他们却一个一个相继故去了。
外祖母改嫁后，就有了我母亲和幺舅爷。大舅爷开始起势种田，他下面大一些的弟弟妹妹也能帮些忙，家中便有饭吃了。
但大外公不是正经过日子的人，总戒不了鸦片烟瘾；好不容易躲过“老东”（日本兵）到抗战胜利，他的恶习越发严重，竟偷了地契将亲兄弟的田产卖得所剩无几。外祖母一气之下，将他赶到原来的房子里去住，又成了不相往来的两家。
很快到了解放后的1950年，农村依据田地家产划分阶级，大外公即我的亲外祖父虽然并无多少田产，却因恶习和坏名声仍被划为地主，外婆和大舅爷这边则划成了中农。
从今天看来，外祖母和我母亲、大舅家因祸得福了，可是在当年，私有产权的概念很牢固，家道中落、儿女失教仍是不光彩的事情。母亲一辈子自尊自强又极有怜悯心，是深受了外祖母的影响。
接着，革命的急风暴雨翻天覆地，资料显示，仅1951年镇压反革命，全国杀了71.2万特务、地主和坏份子。
三四年光景之后，地主成份就成了一个极其敏感的名词，女儿嫁不出去，儿子娶不上媳妇，过去订了的婚约退掉，甚至有嫁出去的上吊，外祖父的地主成份像一块黑云，随时会下来一场暴雨，淹没大舅和母亲家的田地。
到此我就算明白了母亲那样忍辱出嫁的缘故，也找到祖父家无情的某些理由，这是人性之私驯服于社会力量必然生出的冷漠，是索尔仁尼琴所说“富农的外号被利用来打碎农民的坚实性”的中国再实践。
我们的社会以解放为时代标志，总在说一个黑暗一个光明，而母亲的人生，还有我姑妈的命运告诉我，时代的区分，划不断命运的联系。
社会在某些时候“象光亮裹着的死物”（2020年诺奖得主路易斯.格吕克《春雪》诗句），宣传越热闹，真理越暗淡；社会越同一，人意越难测。
家乡小县就在长江南岸，看年年大水，似万物洪流。原有发县长的墓碑立在距我家不到三百米的山脊上，字迹已斑驳到难以辨认。
母亲的八十年人生从一场大洪水起程，在抵近更甚于滔滔洪水的庚子年新冠大疫时，已经遽然逝去，没有给儿女添一点点负担，自己也少受了病痛折磨，这是上天对她灵魂的美好祝福；母亲生前没有信基督，因为她牵挂自己的亲娘，并且儿女们有信基督的，有信佛的，也有什么都不信的，她觉得只要上进走正路就都好。我向她传福音没有果效，曾经深以为憾，但她去世后我却释然了，“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来9:27 )我相信，我的救主耶稣基督一定会在那一天，凭着他的公义和慈爱引领我的母亲进入天堂的。这句话不是我写文章时的臆想，而是我在母亲坟前的哀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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