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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面前说真话(05)：娘的生前事，哽咽难成句
我一生都没有理解自己的母亲，也没有想过去理解她。
我是跟她怄了气回郑州去的，因为她心脏病那么严重了，多走几步都不行，却又不听我安排，要自己扫地、做饭，有时半夜跑我床前看我盖被子了没有，其实我也快六十岁了呀。
阴雨多日终于出太阳了，我把一床很重的旧棉被抱到门前晒，母亲说被子一角落到地上了，要撩起来别弄脏了，嘴里说着已经动身，自己去撸那被子。她一生习惯于想到就做，不指望谁更不依赖于谁。
这样的事多了，我就耐不住性子，吵了母亲一顿，收拾行李要回去。
母亲也说你走你走，你这也限制那也限制，我不习惯。
第二天上午，我真的走了，刚出门心里就有亏欠的感觉，折回来没话找话地嘱咐母亲说，出门一定要拄拐棍，也不要再染头发了，安安静静地养老。
母亲脸上的表情，也是不舍的，却朝我挥手走吧走吧，不要操那么多心。
我真是我娘的儿子，心里难过也不肯回头。
哪知这一别就是永诀。
到去年正月十三我风尘满面地赶回来，她已然在医院重症监护室里失去了知觉。
那天清早为母亲出殡，天下起倾盆大雨，到骨灰入墓时天又放晴，我们姊妹八个痛彻心肺，哀哭不止，深知这个大家庭的主心骨走了，那个以勤苦和包容给了我们一生福分的老娘再也回不来了。
我是长子，是我将母亲的骨灰递到工人手上，然后封门，从此真正阴阳两隔，只能见到墓碑上的照片。
我的眼泪止也止不住，在嘈杂的人声中，用手机拔通女儿的电话，告诉她：爸爸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妈妈了！
虽然隔着太平洋，女儿肯定看得见爸爸脸上的悲戚，她好久都没有说什么，想安慰我又找不到话说。
人生至爱，莫过于生我的和我生的。女儿在奶奶跟前长到七八岁，记得不少事情，爸爸的悲伤，就是她的悲伤，更何况她是我们家走出来的第一个留美女博士，爷爷奶奶曾经为她在祖宗坟上放了好大一卷鞭炮。
娘一走，我的天空就暗了；女儿是越过坟地的野花，是我永远的春天。
思念母亲，我会自然而然地想起母亲在贫苦日子里带孙女的许多情景。而造就女儿一生福气的却是这样一件事情：
女儿两岁左右的时候，脸上忽然长起一层水疱，我们两口抱孩子去市里人民医院看病，接诊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医生。他说这叫脓胞疮，回去用针将一个一个小疱挑破，再用他开的药粉敷上就好了。
回来我们想照医嘱操作，又怕孩子太小经受不住，就抱了女儿去爷爷奶奶家。奶奶一见说：哎呀，这是不是出痘子了？我们说打了水痘防疫针的。
奶奶抱了孙女叫爷爷看，爷爷说是的是的，长水痘的地方很痒，小心别把疱抓破了，一个疱就是一个麻子。
爷爷曾经在工厂里当医生，后来又开小诊所，对头疼脑热还是很在行的。于是按爷爷的办法，女儿很快退热，十来天后疱疹开始消退。
似乎为了纪念，女儿忍不住在脸上抓挠，弄破了左边眉梢上的一个小疱，至今仍可清晰地看见那里有一个小麻坑。
这件事想起来就后怕，在今天的时代里，一个女孩子满脸的麻子，这一生该怎么过呢？但愿那个医生没有害到别的孩子，也但愿国内的疫苗接种能得到司法监督。
母亲去世，弟兄姊妹各有自己的痛心故事。
有一件关于我的事情，以前只有模糊印象，那次母亲住院我回来看护了几天，才听她慢慢讲得周全了一些。
1978年底，我满十八岁去当兵，这对农民家庭是一件光荣而有出息的事。但事有不巧，第二年就打起了“中越自卫还击战”，不论报纸电台说得多么光荣正义，陆续传说有谁家的儿子牺牲了，又有谁家的儿子残废了，这对我母亲是一个天大的打击。
娘生了八个孩子，那时候，我们家始终是生产队的超支大户。弟弟妹妹们的口粮总是吃了上顿愁下顿，年年无数次去山南和邻村的几个干外婆家借谷米。娘说，一年到头心里总是发慌，怕把儿女们饿死。
到我去当兵了，她竟自己学会骑自行车，从华容到石首，跨过两县去卖冰棒、娃糕。
听说了打仗死人的事，娘就觉得是自己把儿子送出去当炮灰了，天天魂不守舍，连家里的小儿小女也关照得少了。妹妹老五说，有段时间母亲跟她们说话有一句没一句，心里不知道在想什么，好几次半夜三更才回来，小的们晚饭都没得吃。
母亲在医院里对我说，那段时间真是把她折磨苦了，天昏地暗，卖完了冰棒找不到回家的路，有一次骑着车走到高基庙两县交界的地方才知道往回转，到家都是三更半夜了，第二天又要起早去抢着进货……
我那时年轻，虽然入伍在空军部队，也跃跃欲试想上前线。如果我不幸是一个陆军野战士兵，真是死在了越南，就不难想象我母亲和我下面这么多弟弟妹妹们会有什么样的悲剧人生。
这个故事似乎是幸运的喜剧，可我此刻却在电脑前止不住泪流满面。为了牢记四十年前母亲的恩情和全家人的苦难，为了反思那场无人纪念的战争，我们有必要冷静看待今天的生活。
那些鼓动多造核弹的人，那些吹嘘秒杀西方强国的人，让他们的儿子去当一个普通士兵吧，相信他的家人一定会给他上一堂醍醐灌顶的民生课的。保卫祖国，是保卫一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宁，不是保卫某种强大，是保卫我母亲这样的下层百姓骨肉相依，无灾无难。
我这次回家乡来，正值中元鬼节，一到傍晚，城乡腾起一片烟雾，家家祭吊化纸，没有人会出来干涉说污染了环境。这就是人情，与强国无关。
到了我这个年纪，生离死别成了生命必经的途程，但想起我娘的生前事来，心中似乎比世人有更多的悲凉。
不幸的是，母亲也有自己的母亲故事，一样痛心伤肝。
我母亲姓刘，外祖父家解放前是当地富户，外婆嫁的是刘家老二。闹赤卫队的时候，二外公从县城回陈币桥村去，一路背诵诗书，竟被人无端绑架，要多少多少银子去赎，结果找关系送的银子可能不够，人就被砍了。
我后来从《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的一篇文章上得知，这种事在当年红军革命时叫“抓猪”，勒索大户钱财，以供军用。
外祖家天降大祸，四告无门，外祖母一个小脚女人最后流落到要饭，才在族人的规劝下，改嫁了刘家老大，即我母亲的亲生父亲。
1959年寒冬腊月，我和我的双胞兄弟出生才一两个月，外祖母就去世了，她是吐着清水饿死的。
我外祖家原是两家合成了一家，有三个舅舅，四个姨妈，除幺舅外，都已结婚成家。但是荒年到来，家家柴米无着，外祖母以吃斋为由，总不进食，把仅有的东西都留给孙子和外孙们。我娘最知道她娘的心思，三年饥荒，粒米不食，只吃野菜，才把我姐姐和我们孪生兄弟喂活了。
母亲生病时，我照看她几天等于重过一辈子，因为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去了解过她的内心。
她知道自己来日不多，跟我说起了我外婆去世的情形。外婆浑身水肿脸色发青，去世前久不排便，落气时却拉了许多稀水。舅舅姨妈把脏衣服扔了。我娘去到里面把那件内裤抽出来，好好地洗净，带回家叠放在枕套里。
这一枕就是二十五年。
枕边上流下的泪水应该把我娘带回她那个有水埠头的娘家一千回了，应该把她带回最疼幺女的娘身边一万回了。
1983年，母亲到街边上摆小摊卖早点，守着个漏雨透风的简易棚屋，起早贪黑，两毛五分钱一碗的馄饨，一天须做满一百碗，挣一份比生产队多一些的口粮和生活费用。一开始是就着草堆过夜，后来摆一张摇晃的木架床，一夜也只能睡三到五个小时。我不能想象，天下大雪的日子她是怎么熬到鸡叫的。
然而，城管常常过来突然袭击，不由分说，又掀又砸。把棚屋拆得七零八落，满地面撒汤泼。母亲每次都忍气吞声，躲过风潮，再去找熟人求情，找亲戚帮忙重新搭棚开张。
就在这样的风暴之中，外祖母的那件内裤不知是哪一天被弄丢了。
母亲一生的劳苦我眼见了一些，母亲的心苦，我什么时候体谅过呢？
她说这些事情时看我的眼神我记得特别清楚，像是告别，又像是探问：你，会记念我吗？
我当时回避了她，我在心里说：姆妈呀，您老要多活几年呢！
我真是混啊，要是知道她会走得那么急，连最后时候都不能见面，我就该说：姆妈呀，我会写很多很多文章纪念您一生劳苦的。
今年的5月10日，母亲节的第二天，我写成了如下诗句：
庚子母亲节忆亲娘
疫天何处觅萱黄，
痛向南云记乱荒。
下地月高人独晩，
上鞋灯暗线方长。
愚儿争食菜汤饭，
强族欺分渣土粮。
吾母万难孵八子，
随思一事断肝肠。
（2020年5月10日）
娘啊，现在我真的应该为您写文章了，只是每次写几行就泪流不止，让我不敢轻易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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